图片来源：《四行仓库的光荣战迹》，
《良友》，1941年第166期第5页
作为疫情之后第一部在院线上映的新电影，《八佰》持续占据舆论热点。连带着真实历史事件的发生地——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也迎来客流高峰，每日的平均客流量是之前的两倍，已经达到上限。
其实，这并不是八百壮士的故事第一次搬上银幕，在这次可歌可泣的战役发生的第二年，由袁牧之、陈波儿等合演的电影《八百壮士》，即对这段历史进行了演绎。那么，80余年前，这段故事是如何被讲述的呢？
在近代电影史上，中国电影制片厂地位颇为特殊，它隶属于当时的“国防部”，主要任务是摄制军教、记录、新闻等片子，《八百壮士》即是“中制”出品的重要影片。
该片编剧为阳翰笙，导演为应云卫，由袁牧之、陈波儿、洪虹等合演，1938年在武汉首映，之后于香港、广东、湖南、上海等多地放映，形成“万人空巷、始终满座”的火爆场面。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，抗日题材的影片更能激发国人的民族意识，以另一种方式支援着中国的抗日战争。
图片来源：《中央日报》（重庆）1938年9月17日第1版
影片花费两月即完成拍摄，由于技术问题，采用无声处理，仅配有字幕。现在看来，片子虽略显仓促和局限，但导演大胆尝试蒙太奇手法表现扣人心弦的战争场景，响亮歌颂了八百壮士的英勇和顽强，使其成为了中国影史中的重要作品。
图片来源：《“真假杨营长”与“真假杨慧敏”》，
《抗战电影》，1938年第1期第1页
图片来源：《<八百壮士>电影场景之一》，
《抗战电影》，1938年第1期第1页
《从援助八百壮士说到我们的国际宣传》这篇文章中讲到：“这一英勇的故事，现在在国内已被诗人、戏剧家、电影师制成歌曲、剧本、影片，可说在抗战故事中是被流传最广的故事。”借此机会，“我们要赶快扩大国际的宣传，将中国抗战用各种方法随时向国际作详尽的报道、宣传，俾全世人士明白中国抗战的实况，以增加对中国的同情与援助。”¹
《八百壮士》走出国门，在世界多地区上映也重在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。
1939年，国际反侵略运动中国分会便将该片寄往法国，总会电影部认为这部电影“适合法国市场需要，已将中文说明全部译成法文，并将大量加制拷贝”²，即将在法兰西各地上映，借此获取更多的国际关注和支援。
图片来源：《电声（上海）》，
1939年第8卷第8期第438页
此后，影片又在新加坡、马尼拉、加尔各答等地放映，“对于国际宣传，收效殊宏”³，也从侧面反映了《八百壮士》在特殊历史背景下的制作目的和效果。
图片来源：《中国商报》，
1940年10月22日第5版
图片来源：《中央日报》（重庆），
1944年7月17日第2版
《八百壮士》叙述的，无疑是极其悲壮的故事，这些英烈后来的命运更是如此。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中，这个群体经电影、诗歌、戏剧等艺术形式的演绎和宣传，成为一个充满英雄主义色彩和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符号与象征。
当这种象征和符号回到大众生活、消费文化中时，却成为生意的一部分，是商人在政治变局中力图继续经营的核心元素。
1940年代，大城烟草公司出品了“八百壮士”牌卷烟，其广告刊载在《大公报》、《中央日报》、《益世报》等各大报纸上，样式也多种多样。
如这个广告，生动地勾画战争场景，配上“烟中的劲旅，抗敌的铁军”这样的文案，视觉效果就比较震撼了。
图片来源：《中央日报》（重庆），
1947年1月1日第7版
当然也不乏利用夺得战争胜利这样的话语来获取共情的策略，如这则广告就强调，“吸八百壮士香烟，才能精神焕发，鼓起勇气争取最后胜利”，商业性目的和政治性隐喻间的结合就非常明显了。
图片来源：《大公报》（重庆），
1945年7月22日第6版
商家如此营销，恰是“在商言商”的充分例证，如今看来，也成为抗战文化中颇为有趣的一部分。
回到电影，无论是80余年前的《八百壮士》还是如今的《八佰》，一群英烈为国家危难而挺起民族脊梁，这是我们需要永远珍藏的精神财富；电影艺术所引发的话题也理应包含多元的讨论与声音。
参考文献：